在延安，毛泽东与梁漱溟两次彻夜长谈，欲罢而不能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梁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谓“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

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的谈话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时令正是冬天，延安气候严寒。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

　　梁漱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

　　梁漱溟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若干次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完稿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正由于毛泽东《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很快问世，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

　　时间已到后半夜，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毛泽东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